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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见证了它的诞生、兴盛和衰落
发布时间:2020-08-27 23:54 | 信息来源:红龙poker官网

  太平手袋厂拆迁现场,图中由左至右的几栋楼体框架就是太平手袋厂厂房及宿舍。

  太平手袋厂是珠三角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缩影。在一批企业关门歇业的同时,越来越多的“三来一补”企业转型为“三资”企业。

  “现在回头看,那个时候已经落后了。现在是讲高科技,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看不起了,但也不能否认过去,没有过去就走不到现在这个阶段。”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说。

  经济发展始终是“后浪推前浪”的残酷。1996年,太平手袋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。太平手袋厂命运的不断转变,探索出的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:由只做加工变成采购兼加工,再变成采购、加工、销售一条龙,从“三来一补”到自主品牌。直到今天,不少城市还在沿用着这样的发展模式。

  听完唐志平的讲述之后,记者穿越太平古老的小巷,找到太平手袋厂的旧址。记者爬上周围一座9层旧楼的房顶,跃过枯草和死猫狰狞的遗骸,得以一睹太平手袋厂如今的全貌―――在被围墙阻隔的平整黄泥地上,只约略露出些屋基。

  太平手袋厂诞生于改革开放开始之年――1978年,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;在1988年――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,这家工厂是全国的典型,中央电视台专门做了报道,珠江电影制片厂也到厂里拍摄;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前的两年里,太平手袋厂盛极而衰,于1996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;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前的一年里,太平手袋厂的厂房也被彻底铲平了。

 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,1952年生。1978年,唐志平在东莞市太平服装厂任业务负责人,参与创办全国第一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―――太平手袋厂的谈判。1985年,唐志平成为太平手袋厂首位民主选举的厂长,也是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,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厂长。1990年,唐志平离职,下海创业,目前是虎门镇一家玩具厂老板。

  那时还没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担心是很多的。跟外商一起做,有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分?

  1978年7月30日,香港老板张子弥来东莞找到了我们太平服装厂。当时陪他来的,还有华润公司老总和广东省轻工的老总。

  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,他在那边有两三百人。当年7月发了一个文件,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“三来一补”。文件下来没有多少天,他就到了。

  其实那个时候,香港的人工成本高了,张子弥可能是已经面临破产。他听到中国搞开放,他就第一个来了。他是先通过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,省轻工正好有个东莞人,就介绍他到东莞来。

  当时太平镇是个小镇,跟虎门镇是不同的两个镇。太平到处都是田,只有一条马路可以通车。那个时候我在太平服装厂做供销业务,太平服装厂是东莞二轻局下属的企业。香港老板来的时候,我也是负责跟他谈业务。

  张子弥原籍是上海的,长得很高,他做生意很聪明。7月30日下午,快到晚上的时候,他找到我们,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,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,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,什么都不教,叫我们看着做,问我们能不能做。

  当天晚上,我们3个人通宵,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。他觉得很好,做得一模一样,而且速度很快,他要的就是速度。过去中国人都是很散漫,没什么时间观念的。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,要赔钱。他看我们这么快,这么认线日)就跟我们谈判了。

 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、二轻局的局长,我也在现场。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,大家互利互惠。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,对他也不卑不亢,但大家有共同利益,马上就拍板了。他赚的是大头,我们赚小头,当然很快谈得下来。

 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,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。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,旁边有个大鱼塘,将来可以填平。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,在竹器厂挑了3个年轻人,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。那时很复杂,同一个门进去,一边是竹器厂,一边是手袋厂。

  当时是来料加工、补偿贸易,我们是中国第一家。当时都还是“工业学大庆”,像我们这样搞三来一补,是很先进的。

  那时还没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担心是很多的。跟外商一起做,有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分?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?搞三来一补对不对?会不会犯错误?这些担心都有。但中央号召我们开放,应该是没错的,不管外边有什么闲言闲语,我们就抱着虎门人“敢为天下先”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,就这样定下来。

 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,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。因为当时都很怕的政策。

  15天后,设备就进厂了。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。设备很多是旧的,有七八成新,从香港运来。原材料、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,我们一分钱不投资,就是出厂房、人力,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,我们赚加工费,每个月加工费的20%偿还给他做设备款。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,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。发到工人手上,一打大概是几毛钱。

 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待了好几天。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、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,教我们用设备。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踏的,他的全部是电动的。有些比较难学的,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。大家学会后,他就变成了偶尔来一下东莞。

  半个月后,我们就投产了。我们保质保量,合作愉快。他在不到半年之内,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下来,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。

  服装厂的时候,我们工资很低,分等级,一个月18元、28元、38元这样,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。但是我们一开始,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―――计件,多劳多得。管理上我们要学他的。当时都是“大锅饭”,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。

  一计件,就超过100元的工资。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,大家同一个门进,工资差别却很大,竹器厂的人很羡慕,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。我们不断赚钱,把旁边鱼塘填了,还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(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),从200多平方做到1万多平米的生产面积。

  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,搞了管理制度。当时是用手写的,贴在工厂门上,规定不准迟到,要罚钱,不准偷懒,不准抽烟之类的。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,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,什么都根据制度来。

  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多人,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。3年后,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,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。我们不欠他了。

  当时工人都是本地人,都在自己家里吃住,不像现在包吃包住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工资高,很麻烦,很多人走后门找到我,拎着鸡、鸭什么的,很难打发的。当时二轻局的一些领导,也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我们厂里来。

 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,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。因为当时都很怕的政策,那时没有那么相信的,怕什么都被抢光了。张子弥层次高,有眼光,他不怕。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,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。他引进了很多商人过来,五金、电镀、制衣、手袋都有。

 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引进外资,解决劳动就业,解决温饱问题。当时是搞劳动密集型,我们是达到了这个效果。因为太平镇人少,后来我们还去江西九江招工,一年就招200人。

  我们不仅解决了就业、温饱,解决了资金,还学会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、品质要求,有了跟国际接轨的意识。我们保质保量,经常是加班加点,熬通宵的,当时有了质量意识、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意识。如果不及时交货,老板(张子弥)要赔钱。当然我们是没有钱赔给他的,出问题就是不做了,但我们有这个意识帮他做好。

  补税仓搞到现在都是可行的。张子弥这个客户对中国是真正做了很大贡献的,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。

  在这个过程中,除了引进很多外商,我们还引进了中国第一台赠送车。1979年1月3日,张子弥无偿送了一辆日本丰田小面包车给工厂,免税进来的,后来还送了3辆卡车。当时东莞县委书记还是开北京吉普,没空调的。我们的面包车是有空调的,当时也是很新鲜的事,县委和二轻局的领导都经常坐我们的车。我们的车牌号是“广东93369”,当时车牌还没有用“粤S”这样的字。

  我们有这个意识帮张子弥做好,他自己生意也越做越大,他还送给我们厂电梯、空调、风扇。1981年的时候,他就从香港运了个很大的电梯给我们。那个时候别的厂都没有电梯的,他这个电梯很科学,想在几楼停就按几楼,主要是运材料上楼。

  3年以后,我们已经跟张子弥结算清楚了,我们就跟外贸部门挂钩。当时中国还不全部开放,全部进出口只有外贸公司独家经营,工厂自己没有自主进出口权。我们也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,当时国家号召要创汇。我们通过外贸跟他签合同,外贸收他美金,我们收外贸的人民币。

  我们就从“来料加工、补偿贸易”变成了“进料加工、正常贸易”,从单纯的加工型变成自己采购原料,就多了很多钱。我们做大了,可以跟全世界做。这个过程中国家也赚了外汇,而且正常贸易国家是收税的,以前的补偿贸易是免税的。

  我们搞“进料加工”也应该是第一批,不过没有核实。这个时候,我们第一任的女厂长刘艮因为得了病,去广州做了两三次手术也没有好,过世了。她对人没有架子,是我们印象最好的领导。她过世之后,二轻局安排了副厂长刘积光做厂长。

  我们转到正常贸易后,还是以张子弥的单为主。他也做大了,就在中山、南海也做,生产皮箱之类的。当时交通很不方便,路很烂,虎门到深圳都要6个小时。在海关报关,要搞你一天半天。张子弥建议搞补税仓,黄埔海关搞了论证,大胆尝试,在南海建了中国第一个补税仓,货物打个封条就可以走的。当时国内有些原料没有的,我们也是从补税仓拿,结算的时候再扣钱。

  补税仓搞到现在都是可行的。张子弥这个客户对中国是真正做了很大贡献的,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,但国家也没有人请他吃顿饭。他来东莞的时候,过得也比较简单。

  1983年开始,太平手袋厂的生产就进入高峰期了。张子弥还找过供销科长吴国良,让他帮忙跟外贸签合同,如果能把价格拉低,比如说本来70元一打,能签到60元一打的线元和他五五分账。如果真给他干,那个时候产量那么大,一个月就不只“万元户”了。但我们的人不敢,那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,要没命的。那个时候思想真的是很进步,不给他干,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

  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,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。我们用的是尼龙布,都有印花,例如美少女之类的图,红红绿绿的。

  我是1985年开始做厂长的。以前的厂长都是东莞二轻局任命的,到了1985年,国家搞体制改革,刚刚推行厂长责任制,上边就安排搞全厂的大选举。全厂700多个工人都参加了投票,我得到了600多票,做了厂长。

 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,就实实在在干的。在创汇的过程中,我们这个厂对我们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。我们学会了香港人的技术,偿还设备完了后,我就两头搞,一头搞外贸,一头大胆地向国内市场推进。

  那是1985年底,我刚刚当厂长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利用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,学会了做手袋的经验,知道设计款式,当时做内销为的是多赚利润。

  当时一进国内市场,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很厉害。我们一开展销会,连柜台都被推倒的。我们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,设了中国最大的展销点,开了七八个展销会。第一个展销会一开,七八重人就围了过来,他们挤不进来,拿了钱就扔过来,我们就扔个包给他,看也不看的。

  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,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,还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字。我们用的是尼龙布,都有印花,例如美少女之类的图,红红绿绿的,国内都没有的,很新鲜。学生背的包上印着娃娃,很漂亮,这种包我们生产了10万个,一个集装箱拉到上海,4天就卖完了。

  他们上海人很聪明。他们把所有厂家几年的库存品,也放到我们展销会上。借着我们的效应,他们把几年的库存全部清完了。所以那些上海厂都很感谢我们,很多人都来过我们厂参观学习。

  在上海,我们的展销会还轰动了当地所有的报社、电台,他们都报道了,还来过我们厂采访。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,中央电视台也专门来做了报道,珠江电影制片厂还在我们厂里拍了一部分镜头。

  我们做内销,就拿样板给那些百货公司看,主要是女装包、书包,他们都很感兴趣。我们的产品在全国各大百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。全国十几二十个大城市的大百货公司,我们都打进去了。

  我们当时在广东省注册的是“金虎”牌,是广东省优质产品,还获得过国家出口产品金奖。

  1992年南巡,那时才真正全部开放了。其实那个时候,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年了。

 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得很少了,我是1990年离开太平手袋厂的。当时多生了一个孩子,违反了计划生育,单位要我从厂长位子上退下来。

  我后边的厂长都是“代厂长”,一直到倒闭的时候还是“代厂长”。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走了,那些工人学会了做手袋,很多自己出去做老板,开手袋厂去了。张子弥也走了,去了澳洲,不再给太平手袋厂做,他是认人不认厂的。好多客户也都不做了,外贸公司后来也不和太平手袋厂合作了。那个时候外边的厂也多了,太平手袋厂就衰落了。

  早些时间手袋厂拆掉了,很多报社都来找我,我都不见。这种事情搞得不好很犯众怒,人家说我们出风头,我怎么说都是只有错,没有对的。早几天中央来了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人,也去看了太平手袋厂的旧址,问怎么拆掉了。虎门的领导说,今后打算在这上面建一个纪念广场。

  那个时候我们引进外资,收到了效果,创造了经济效益。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,你回头看,那个时代已经落后了。但当时我们搞三来一补,搞劳动密集型企业,是起到很大作用的。现在我们是讲高科技,但也不能否认过去。没有以前就没有现在,就走不到现在这个阶段。

  1992年南巡,那时才真正全部开放了。那时候,人们就开始卖田卖地,搞田搞地的。其实那个时候,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年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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